当事人之间发生争议，并请求法院解决争议，而不是法院脱离具体事实去制造一个法律问题，然后，进行一般性的法律解释。

中国法的自主性建构除了国内法一般部门的调整重构，特别是2018年修宪对新时代的规范奠基之外，还在党内法规与涉外法治领域产生了显著的增量和制度特色。在中国治理秩序中，由于党的领导的宪制重要性和根本性，党组织与党员干部掌握最主要的治理权力，反腐败就成为国家法治的核心任务之一，但常规的国家反腐制度和司法机制难以完整覆盖和有效遏制严重腐败行为。

2018年修宪以来的国家体制呈现出党政依法融合的规范取向，对党内法规体系与国家法律体系的二元规范之深度衔接与整合提出了更高的法治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国家监察制度改革以及纪委、监委合署办公机制，典范展现了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在共同承担反腐败法治任务上的体系性整合，也为党政依法融合提供了先行经验。鉴于党内法规需要形式上符合党章、宪法和法律以及实质上符合社会主义真理及历史实践的检验标准，党内法规的美德、义务与先进性要求就必然高于国家法律，其纪律惩戒和进步性规范也必然是高标准的。当然，一切党内法规对党员的权利限制和义务加载都不得与党章规定的公共政治目的相悖，也不得不成比例地损害党员个人的基本权利。在吸取了革命战争时期和建国后运动式治理的有关经验教训之后，邓小平对改革开放后治理秩序的总体思考明显偏向于常态化，追求建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经济新秩序和民主法制新常态，并以和平与发展为主导原则融入主流的世界体系。

党决定废除干部领导职务实际上存在的终身制，改变权力过分集中的状况，要求在坚持革命化的前提下逐步实现各级领导人员的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并在这些方面着手做了一些工作。1938年10月，毛泽东同志在扩大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报告《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首次提出了党内法规概念，并确定了党内法规的基本规制功能：为使党内关系走上正轨，除了上述四项最重要的纪律外，还须制定一种较详细的党内法规，以统一各级领导机关的行动。对此,科学系统是以认知性期望结构来处理失望,而法律系统则以规范性期望结构来处理失望。

老师对第二个学生的观点给出评价:你是对的。对于人的意识发展而言,社会本身是最为重要的外部环境。每个当下的运作连接到过去和将来的运作。系统论法学在法律系统封闭运作的大前提下,深刻描绘了规范性期望和认知性期望的悖论性结构,极大地推进了对法律运作模式的认知水平,应该说是理论上的重大突破。

信息并非来自于系统外部,外部环境只能提供刺激,这些刺激需要经过系统内部的识别机制过滤,才能转化为可以改变系统运作状态的信息。法律系统运用合法/非法这个代码对自身的运作加以衔接,通过合法/非法代码的两边实现了差异中的统一。

另外,代码在处理信息上具有无差异性。认知性期望意味着从所遭致的失望事件中学习,而规范性期望意味着拒绝学习,顽强地坚持期望的态度。这时,系统的运作虽然同时包含了自我指涉和外部指涉这两个取向,但是都是在系统内的运作。所以,法律系统只能基于规范性期望来组织自己的封闭运作。

正如卢曼总结的那样:‘结构主义从来没有表明过结构是如何产生事件(events)的。社会并非由人构成,也不是由行动构成,人是社会沟通的环境。每个沟通则由信息、告知和理解三个成分构成。这个故事想要说明的是,仅仅有对/错这个区分在一阶观察上的运用,虽然也会形成对事物的规范性评价,但是,这些规范评价可能是多元异质甚至互相抵触的,无法形成内在统一的法律系统。

如果无法克服双重偶联性为人际交往埋下的不可能性鸿沟,那么,任何社会沟通都是不可能的。如果说程序体现了众人的同意,那也不过是一种社会拟制。

所以,双重偶联性既是社会沟通需要克服的难题,又是搭建社会沟通的必要前提条件。在进入以自创生范式观察法律的理论阶段之后,法律系统的基本单位就不再是规范,而是运作。

法律与道德的区分,既体现为代码上的不同,也体现在纲要上。法律系统要持续运作,还必须指向系统的环境,而这就需要在合法/非法代码之外补充上法律的纲要。不过,从维护社会期望稳定的视角看,只有规范性期望而不是认知性期望才能够胜任为全社会提供持续运转的期望结构的功能。在社会系统论看来,在面对失望的事件时,规范性期望和认知性期望都是解决失望问题的手段。法律系统既开放又封闭,开放以封闭为条件这样一种在悖论和去悖论中不断递归性运作的自我再生产机制为回答法律是什么这一法理学根本问题提供了新颖的解题思路。因而,呈现出既封闭又开放,开放是以封闭为条件的悖论状态,这是系统/环境这个区分对自身进行观察的必然结果。

卢曼以自创生理论为方法论和认识论框架,在消化吸收了冯·福斯特(Heinz von Foerster)的观察理论和斯宾塞-布朗(George Spencer-Brown)的区分理论的基础上,改造了自创生这个概念,铸造了具有很高解释力的社会系统论,实现了二十世纪后期西方社会理论的升华。这里,悖论的是,法律系统的统一性,居然是通过合法/非法这个具有差异性的两面来维持的。

也就是说,无论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发生了任何事件,经过合法/非法的法律代码的处理之后,都必然转化为法律系统内部的事件。在法律系统中,系统运用规范性期望/认知性期望这个区分,在系统的封闭性上体现为规范期望的自我指涉,而在针对环境的开放性上,则体现为认知性期望的外部指涉。

医生迅速扎破了患者的手指并挤压,直到一滴血流出来。这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概念革命。

之所以产生双重偶联性这个问题,是因为每个个体的意识都是一个黑箱,参与互动的双方都无法直接探知对方的意识状态,每个参与方的言语和行为随时都可能出乎对方的意料之外。所谓法律真实,无非就是经过法律系统的规范性期望加以转换的认知性期望,是认知性期望受到规范性期望控制的结果。但是,从系统论的代际关系来看,如果仅仅看到了法律体系中规范(规则)之间的自我指涉性质,这样的理论还只是处于系统论的自组织范式。这时,第三个学生插话说,由于前面两个学生的观点相互矛盾,他本人不会采信其中任何一个观点。

合法/非法这个代码,就是法律系统的那层膜,或者说,维持系统统一性的边界。为了把这个论断发展成为一套融贯、坚实的理论,本文基于系统理论的第四代范式,以系统/环境这个主导性差异(Leitdifferenz)为引擎,以法律系统的运作封闭为核心论断(本文第一部分),从功能上的规范性期望/认知性期望(本文第二部分)和代码上的合法/非法(本文第三部分)这两个区分出发,借助一系列复杂交织的概念装置,精细描述法律系统既开放又封闭,开放以封闭为条件这样一个在悖论和去悖论中不断递归性运动的自我再生产机制。

所以,没有离开规范的运作;同时,需要强调的是,也没有脱离运作单独存在的规范,规范就在运作之中,或者说,结构就在过程之中。所谓意向性,如果借用斯宾塞-布朗的区分理论加以分析的话,正是意向活动/意向对象(noesis/noema)这个区分 再进入到这个区分自身的意向活动这一面的意识活动过程。

作为沟通的社会运作,没有时间上的延绵性,一旦生产出来,就会马上消失。对于信息概念的理解,贝特森的独特之处在于:他认为,神经系统内部的信息,与外部的刺激没有直接关系。

第一个学生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老师稍加思考后说:你是对的。但是如果这个差异没有被我感知,就不是信息。条件纲要对于法律系统持续运作的作用就在于,在具体的法律沟通中,为某个行为分配合法还是非法的评价提供判准。因而,所谓的意识对象,既不是意向活动完全主观的产物,但又不能脱离意识活动的主动构造——在这个悖论式的反传统逻辑表述中,传统的主体/客体二分法失灵了。

另外,系统论法学认为,仅仅从稳定规范性期望的功能来看待法律,无法把法律与道德、宗教区分开。当然,就像在法律事实上的新发现,注定会改变司法裁判,甚至改变裁判规则那样,认知性期望对外部环境刺激的学习也会或多或少在改变着规范性期望的结构——然而,这仍然无法改变法律运作的规范封闭性本身。

知识对于人类来说虽是古已有之,但以真/假代码展开二阶观察所形成的科学知识,则是近现代社会才出现的演化成就。而且,如上文所言,即便演化出具有规范性期望的规范性期望的反身性结构的程序,也无法避免法庭在选择适用于个案的裁判规范时显得恣意。

因此,与生物系统要活下去不同,社会系统的维持有赖于后一个沟通与前一个沟通的持续衔接。系统论认为,所谓信息,就是贝特森(Gregory Bateson)声称的产生差异的差异。